1994年，东北，清河林业局。
那年的冬天，邪性得很。
刚进冬月，大雪就封了门，鹅毛般的雪片子下了三天三夜没停歇，把整个世界都下得没了声响，只剩下一片刺眼的白。
李家媳妇，也就是我娘，挺着临盆的大肚子，在炕上疼得满头大汗。
外面北风嚎得像狼嗥，根本出不了门去县医院，没法子，只能把林业局职工医院的接生婆请到家里来。
产房就设在东屋，烧得滚烫的火炕也驱不散那股子寒意。
接生的老护士长姓王，经验丰富，可当我娘开始使劲的时候，屋里的电灯就开始忽明忽灭，电压极其不稳。
更怪的是，窗户明明糊着厚塑料布，却总觉得有股小旋风在屋里打转，吹得人后脖颈子发凉。
据王婆子后来喝多了酒跟人唠嗑时说，我生下来的时候，一点儿声都没有。
不哭，也不动弹。
把她吓坏了，以为是个死胎，拎起我的小腿，照屁股蛋上就是两巴掌。
可我没哭，反而咧开没牙的嘴，发出了一种类似“咯咯”的笑声。
眼睛乌溜溜的，不像寻常婴孩那样朦胧，而是首勾勾地，就盯着炕梢上方那个糊着旧报纸的墙角，好像那儿有什么特别好玩的东西。
王婆子当时手一抖，差点把我摔炕上。
她顺着我的目光瞅了那墙角半天，除了几张发黄的报纸，啥也没看见。
可我那眼神，清亮得瘆人，带着一种超乎婴孩的专注，甚至可以说是一丝…了然。
“这、这孩子…”王婆子把我包好，递给我那虚弱的娘，声音有点发颤，“眼神咋这么亮堂？
瞅得人心里发毛。”
我爹在门外急得团团转，一听生了，冲进来先看我娘，再看我，见母子平安，才松了口气。
可他也发现了我那不同寻常的安静和那双过于明亮的眼睛。
屋里那股莫名的寒意，在我出生后，反倒渐渐散了，灯也恢复了正常。
我的童年，从一开始就注定和别人不一样。
别家孩子三岁还在咿呀学语、满地乱爬，我己经能说完整的句子，但我更多的时候，是自言自语。
不是那种孩童天马行空的想象，而是对着空无一物的角落、门后或者窗外，认真地对话。
“穿蓝褂子的老爷爷，你别偷吃俺家灶台上的饽饽了，那是俺娘的。”
我指着空气，一本正经地说。
我娘起初以为我学舌，笑着问：“啥老爷爷？”
我歪着头：“就是那个头发白白的，腰弯弯的，总蹲在灶坑旁的老爷爷啊。
他说他冷，俺就把俺的小毯子给他了。”
我娘脸上的笑僵住了。
她后来跟我爹嘀咕，说我描述的样子，像极了前年冬天冻死在外面的一个老跑腿子（光棍）。
那条小毯子，确实莫名其妙地总是掉在灶坑旁边。
五岁那年冬天，雪下得没过了膝盖。
我趁我娘不注意，光着脚丫子就跑出了门。
等家里大人发现，顺着小脚印追出去三里地，在一片白茫茫的林子里找到我时，我正蹲在一个雪窝子里，用手扒拉着雪，嘴里嘟囔着：“黄皮子大爷，你咋不回家睡觉哩？”
我爹气得想揍我，可一把将我捞起来，却发现我一双脚丫子通红，却半点冻伤的迹象都没有，摸上去甚至还是温热的。
而我刚才扒拉的雪窝子旁边，赫然有几个梅花状的小脚印，一溜烟地消失在灌木丛里。
“七岁看老”，这话在我身上应验得格外早。
七岁那年夏天，邻居王老五来我家串门，给我带了一根麻花。
我接过麻花，没像别的孩子那样立刻吃，而是盯着他身后看了半天，然后认真地说：“五叔，你身后那个湿漉漉的姨老瞅着你笑，她说水里可凉快了，叫你三天后去陪她。”
王老五脸色顿时就变了，骂了句“小兔崽子胡咧咧啥”，撂下麻花就走了。
我爹把我揍了一顿，让我不许胡说八道。
第三天下午，噩耗传来。
王老五在附近水库破冰捞鱼，冰面突然裂了，人掉进去淹死了。
捞上来的时候，身子都泡涨了，真真是“湿漉漉”的。
这下，整个林业局家属院都炸了锅。
“老李家那小子，邪性！”
“可不是嘛！
生下来就不哭反笑，能看见脏东西！”
“王老五就是他咒死的！
小小年纪，嘴这么毒！”
“精神病”这三个字，第一次被周围的人安在了我头上。
孩子们见了我都躲着走，大人们看我的眼神也充满了恐惧和厌恶。
我爹我妈带着我去了县医院，又去了市里的医院。
医生的诊断书上，最终写下了那几个字，坐实了我的“不正常”。
我从一个只是有点怪异的孩子，正式成了人们口中“生下来就是个神经病”的李守义。
我爹给我起名叫李守义，后来我寻思，大概是盼着我将来能讲义气、守信用，做个顶天立地的东北爷们儿。
当然，也有可能是他当时正瞅着灶台上那包“王守义十三香”发呆，灵光一闪，得，俺家小子就叫“守义”吧！
反正比叫“李十三”或者“李香”强多了。
我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不是神经病。
我只知道，我能看见他们看不见的，听见他们听不见的。
那个世界，对我来说，和眼前的这个世界一样真实。
那年的冬天，邪性得很。
刚进冬月，大雪就封了门，鹅毛般的雪片子下了三天三夜没停歇，把整个世界都下得没了声响，只剩下一片刺眼的白。
李家媳妇，也就是我娘，挺着临盆的大肚子，在炕上疼得满头大汗。
外面北风嚎得像狼嗥，根本出不了门去县医院，没法子，只能把林业局职工医院的接生婆请到家里来。
产房就设在东屋，烧得滚烫的火炕也驱不散那股子寒意。
接生的老护士长姓王，经验丰富，可当我娘开始使劲的时候，屋里的电灯就开始忽明忽灭，电压极其不稳。
更怪的是，窗户明明糊着厚塑料布，却总觉得有股小旋风在屋里打转，吹得人后脖颈子发凉。
据王婆子后来喝多了酒跟人唠嗑时说，我生下来的时候，一点儿声都没有。
不哭，也不动弹。
把她吓坏了，以为是个死胎，拎起我的小腿，照屁股蛋上就是两巴掌。
可我没哭，反而咧开没牙的嘴，发出了一种类似“咯咯”的笑声。
眼睛乌溜溜的，不像寻常婴孩那样朦胧，而是首勾勾地，就盯着炕梢上方那个糊着旧报纸的墙角，好像那儿有什么特别好玩的东西。
王婆子当时手一抖，差点把我摔炕上。
她顺着我的目光瞅了那墙角半天，除了几张发黄的报纸，啥也没看见。
可我那眼神，清亮得瘆人，带着一种超乎婴孩的专注，甚至可以说是一丝…了然。
“这、这孩子…”王婆子把我包好，递给我那虚弱的娘，声音有点发颤，“眼神咋这么亮堂？
瞅得人心里发毛。”
我爹在门外急得团团转，一听生了，冲进来先看我娘，再看我，见母子平安，才松了口气。
可他也发现了我那不同寻常的安静和那双过于明亮的眼睛。
屋里那股莫名的寒意，在我出生后，反倒渐渐散了，灯也恢复了正常。
我的童年，从一开始就注定和别人不一样。
别家孩子三岁还在咿呀学语、满地乱爬，我己经能说完整的句子，但我更多的时候，是自言自语。
不是那种孩童天马行空的想象，而是对着空无一物的角落、门后或者窗外，认真地对话。
“穿蓝褂子的老爷爷，你别偷吃俺家灶台上的饽饽了，那是俺娘的。”
我指着空气，一本正经地说。
我娘起初以为我学舌，笑着问：“啥老爷爷？”
我歪着头：“就是那个头发白白的，腰弯弯的，总蹲在灶坑旁的老爷爷啊。
他说他冷，俺就把俺的小毯子给他了。”
我娘脸上的笑僵住了。
她后来跟我爹嘀咕，说我描述的样子，像极了前年冬天冻死在外面的一个老跑腿子（光棍）。
那条小毯子，确实莫名其妙地总是掉在灶坑旁边。
五岁那年冬天，雪下得没过了膝盖。
我趁我娘不注意，光着脚丫子就跑出了门。
等家里大人发现，顺着小脚印追出去三里地，在一片白茫茫的林子里找到我时，我正蹲在一个雪窝子里，用手扒拉着雪，嘴里嘟囔着：“黄皮子大爷，你咋不回家睡觉哩？”
我爹气得想揍我，可一把将我捞起来，却发现我一双脚丫子通红，却半点冻伤的迹象都没有，摸上去甚至还是温热的。
而我刚才扒拉的雪窝子旁边，赫然有几个梅花状的小脚印，一溜烟地消失在灌木丛里。
“七岁看老”，这话在我身上应验得格外早。
七岁那年夏天，邻居王老五来我家串门，给我带了一根麻花。
我接过麻花，没像别的孩子那样立刻吃，而是盯着他身后看了半天，然后认真地说：“五叔，你身后那个湿漉漉的姨老瞅着你笑，她说水里可凉快了，叫你三天后去陪她。”
王老五脸色顿时就变了，骂了句“小兔崽子胡咧咧啥”，撂下麻花就走了。
我爹把我揍了一顿，让我不许胡说八道。
第三天下午，噩耗传来。
王老五在附近水库破冰捞鱼，冰面突然裂了，人掉进去淹死了。
捞上来的时候，身子都泡涨了，真真是“湿漉漉”的。
这下，整个林业局家属院都炸了锅。
“老李家那小子，邪性！”
“可不是嘛！
生下来就不哭反笑，能看见脏东西！”
“王老五就是他咒死的！
小小年纪，嘴这么毒！”
“精神病”这三个字，第一次被周围的人安在了我头上。
孩子们见了我都躲着走，大人们看我的眼神也充满了恐惧和厌恶。
我爹我妈带着我去了县医院，又去了市里的医院。
医生的诊断书上，最终写下了那几个字，坐实了我的“不正常”。
我从一个只是有点怪异的孩子，正式成了人们口中“生下来就是个神经病”的李守义。
我爹给我起名叫李守义，后来我寻思，大概是盼着我将来能讲义气、守信用，做个顶天立地的东北爷们儿。
当然，也有可能是他当时正瞅着灶台上那包“王守义十三香”发呆，灵光一闪，得，俺家小子就叫“守义”吧！
反正比叫“李十三”或者“李香”强多了。
我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不是神经病。
我只知道，我能看见他们看不见的，听见他们听不见的。
那个世界，对我来说，和眼前的这个世界一样真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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